苦心孤诣惟精惟一——《<广弘明集>研究》评介

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辑录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思想争鸣文献,记录了汉明求法以后五、六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、改造佛教观念、信仰的精神历程。这些文献,内容庞杂、思想丰富,是中古宗教史、文化史、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依据。尽管两书的文献价值得到学术界的公认,但针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专著却非常少。就笔者所见,目前仅有刘立夫《弘道与明教:弘明集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),李小荣《〈弘明集〉〈广弘明集〉述论稿》(巴蜀书社2005)两部研究专著。此外,还有刘立夫、胡勇《中华思想经     

论展品：博物馆场域下的知识生产与性别表征

博物馆既是生产知识的文化机构,又是形塑主体的文化场域,知识的生产与主体的形塑均受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。展品意义的生产是以菲勒斯文化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过程。从物品、意义单元、图示化观相、表征的客体等四个层次来考察展品符号的意指实践与性别表征,可在文艺美学领域内推进博物馆研究与性别研究的缝合。通过揭橥展品符号所隐藏的菲勒斯中心主义“迷思”,肯定妇女主题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和意义,重构公共文化空间,可为中国性别研究的本土化提供思路和启示。     

两汉“通人”观源流考辨

“通人”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,降及秦汉,尤其是两汉时期,“通人”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“通人”群体崛起并成为这一时期士阶层的重要代表,对士风、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.考察两汉“通人”内涵的流变,可以发现西汉时期“通人”的内涵比较驳杂,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、道家、杂家,还未进入一个系统整合的状态.两汉之际,博通古今,打破流俗,挣脱神学羁绊的新的“通人”观已呼之欲出,延至东汉,这一新的“通人”意识得到加强并进一步深化,“通人”已成为士林中品评人物高下的一个重要语汇,愈来愈走向和儒生的对立,进而演绎为汉季的“清通”之风,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.     

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

北朝石刻文献记述的佛教活动包括了造像、供养、举行法会和参与公益慈善等内容.这些内容,体现出北朝佛教重视功德的特征.石刻文献反映出不同阶层、性别信众不同的信仰动机.僧侣、居士和士大夫阶层更多是通过对教理的体悟而信仰.武人阶层中,更多是追求果报的动机.对女性佛教信仰记述,大多与其人生际遇和修行行为结合在一起,是对人生归宿的一种选择.这些材料,展示出北朝佛教重实践、重果报的特征.     

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《三国演义》的“变奏”

在＂三国热＂的影响下,三国故事已然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。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也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,开始从日本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三国历史与人物,突破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固定视角和历史演义写法。在历史小说写作理念上,陈舜臣继承了司马迁＂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＂的史传文学写法。而在三国历史观上,他颠覆了＂拥刘反曹＂的正统观,从多元标准出发去衡量三国历史与三国英雄。     

宋词中的“春归”

"春归"在宋词中,并非仅指自然界春天之归来或离去,而是一个象喻意十分丰富的意象。历经仕宦坎坷的词人,有以此意象比附仕途顺境之消逝者,有以其寓托政治生命中断后的悲愁与幽恨者,更有以之象喻国运衰颓并婉达于国家前途深重的忧患之情者。宋词幽约含蓄的抒情特色,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中尽得展现。     

北宋词人诗词一体观成因脞论

北宋词人"以诗为词"创作观念之形成,与作家政治沉浮有密切关系。一方面,政治险患中泄情之需,使其不自觉放弃"词为艳科"观念而走上"以诗为词"的抒情道路,另一方面,党争政治背景下,作诗实际存在的风险,也使他们自觉改变传统观念而"以诗为词"。     

论《孝经》思想意蕴的当代价值

《孝经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典，蕴含着对当代社会可资借鉴、转换、生成，合理利用的伦理道德内核。它倡导“孝”为德之本，要求人们必须珍爱自身生命，不断提升自我道德修养，构建个人与家庭、社会的多重和谐，最终实现个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。这些伦理规范趋于进步的一面，凸现超越时空的当代现实意义，可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民族文化资源。     

顾颉刚《缓斋藏书题记》的学术价值

顾颉刚《缓斋藏书题记》的丰富内容中蕴含的学术价值,一是,可见顾之藏书情况,祖传、购求、受赠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,战祸、人祸、水祸则是散失的主要原因。二是,可见作者古籍整理研究之设想,如欲将贾服注与杜解、孔疏并读,作《左传析》;搜集纬书各家辑本,集录为一编;又欲把范家相《家语证伪》与孙志祖《家语疏证》合而刊之,以定王肃伪造之案等。其三,有些题记似目录解题,既评书又品人,或褒或贬简洁明了。其四,承载着顾先生的读书历程与情感生活。